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大迁徙(秦——东晋南北朝),把中原官话带到了长江中下游,在原来通行吴楚方言的广大区域里形成了一个新的方言区,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江淮官话”或曰“下江官话”。这是客家先民对汉语发展的一大贡献,是汉语史上的一件大事。
随着汉族正统政权和大批中原士族迁至江淮地区,汉族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到了江南;又随着对江南的成功开发,汉族经济中心也南移,历经东晋、南朝近三百年的努力,这种中心地位愈益巩固。至隋统一全国并建都长安,政治中心北移了,但经济、文化中心仍在南方,只是企图用大运河来维系这两个中心。所以,陆法言和萧该等八人纂修《切韵》时,其方言基础、韵律标准均为江淮官话,而不是洛阳活,更不是长安话。旧时人们未曾认识汉语中心亦曾南移并受吴楚方言影响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这一关键史实,因而总是批评萧该等人用吴语方音来研究《切韵》。法言序文所云“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其中“江东”与“南(方)” 同义,并非“吴楚人习”的同义词,而是指江淮官话。
此时的江淮官话已经势力很大,有近三百年官话正统标准的历史地位,绝非北方官话中的一个普通次方言。从《唐韵》、《集韵》一仍《切韵》音系这一事实来看,唐、宋两代汉语官话仍以江淮官话为标准音。当然,这时的汉语标准音肯定又会接受来自黄河流域中原官话的许多影响,但音系的性质并未大幅度变。
江淮官话对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演变,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性影响,是今日普通话发展史上极重要的一环。很久以来,语言学界一说到普通话的历史,一说到普通话何以“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就说自元朝以来九百年北京都是首都,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因而官话都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似乎已经成为定论。
其实,元灭南宋,虽然定都北京,但是一因元人是外族,二团北京第一次做首都,北京音不具备标准音的资格,因而当时无大都的“ M。n drn in,,(汉语普通话,此英文词并非清朝才有,在天朝《马可波罗游记》已有),只能仍是已有六百年历史、在中原音系影响下形成的江淮官话。所以周德清作韵书,仍名之《中原音韵》,而不叫“北京音韵”。
明初定都南京,官话正音代表点又回到南京。虽然定都南京仅立个客年,迁部北京有一二百多年,但是江淮官话作为官话韵母的基础、南京音作为官话正音标准的地位并未动摇。明初官修《洪武士的》就反映广之个音韵系统。也是因为人们对南京音系的历史地位缺乏认识,《洪武正韵》的学术地位就得不到公正的评价,虽承认其分韵近周德清的《中原音的》,然而因为“既有入声,又有全浊声母”,加上下笔人乐阳风是安徽人,于是断言“可见参杂南方方音”(《辞海》语)。
从现有资料来看,整个明代其实都以江淮官话南京音为标准音。明末法国传教士金尼间撰《西儒耳目资》,就是依据当时的南京音系;不独金尼间如此,其先之利玛窦、其后之范芳济等传教士用罗马字所记的“中国话”,亦均不外南京音系(见《王力先生九十诞辰语言学研讨会论文集》,山东教’有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更有一则小故事,可资证明当时的官话标准音是南京音:一六〔(犀,利玛窦再度由南京赴北京,新来的庞迫我神父做利氏助手。他们随一位姓刘的太监率领的船队走运河北上。到了山东临清,太监因故先行。临行前,他把在南京买的一个男孩作为礼物留给神父们。他说,他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孩子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讲纯正的南京话。(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礼记功,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杨福绵先生也注意到这则故事,并比较了利氏原文和金•尼阁译文,发现利氏原文是“这个男孩中国话( Li n g ua Ci na)讲得很好”,金氏英译本则改写为“这孩子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迫我纯正的南京话(N。”chinese T。ngue)”。杨氏提请读者注意.金氏用的是“南京话”而非“北京话”。这则小教书,从一个侧面证明,明代官话是以南京音为标准音的。 官话以南京音为标准,大约一直延续到晚清。京剧的对白,以给人一一一点启发。四大徽班进京训现人才,二百年后,京剧真正“姓”京,形成了“韵白”是进入北京这个语言环境后演变的结果。不管的白是所谓“中州音”还是南京话(明末人认为《洪武正韵》和《西儒耳目资》均为“中原之正怵”),总之是剧中“大人物”用的,而京白肯定是北京音,却是‘小人物”用的,地位的高低分明。舞台上的这种差异,正反映了当时官话正音、北京方音社会地位的问题。“韵白”是否当时的南京音,当然还要进一步讨论,但 “购肉”的音韵系统属于包括湖北话在内的江淮官话是无疑的;二百年前的北京话、北京方音虽然已经形成,但是尚未认得它是标准音的地位,却是可以肯定的。所以说,自东晋以后出现的江准官话,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一直作汉民族官方语言,而南京话则是它的标准音。因此,江淮官活在汉语发展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而江淮官话的出现、侵成,可以说是客家先民第一次大迁徙的一大文化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