중국서원의 역사

[박성진]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为著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书院起于唐，盛于宋，止于清末学制改革，历时近千年。其后，书院或废或改学堂、学校，有的则发展成了今天的大学。从唐中叶至清末，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最初是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如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书院主管人员的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兼作皇帝的侍读，“以质史籍疑义”。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读书讲学之所，也称为书院，据地方史志所载，有三十多所，分布九个省区，如：皇寮书院在江西吉水县，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松州书院，在福建漳州府，唐陈 与士民讲学处；义门书院，在江西德安县，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梧桐书院，在江西奉新县，唐罗静、罗简讲学之处。
　　 书院盛于宋初。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弛，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维持。宋初的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于是私人讲学的书院遂得以进一步发展，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宋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者，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宋初最著名的书院，除公认的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之外，还有茅山、石鼓等。这些书院一般是由私人隐居读书发展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活动；设置地点多在山林僻静处，后世认为这是受了佛教禅林精舍的影响。
　　 北宋时期书院曾一度衰落，这是由于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力兴办官学，一方面推重科举。读书士子就学门路增多，而且非经科举，难得入仕之途，因而不愿长守山林，对书院失去了兴趣，以至“书院到崇宁末乃尽废”。然而北宋的官学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日渐腐败，因此，南宋时期兴办书院之风再起。南宋书院发达同理学的盛行有密切关系。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朱熹对南宋书院的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对后世书院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淳熙六年（1179）守南康军时，在庐山发现白鹿洞书院故址，申请兴复，于次年告成。朱熹为书院确定了条规，对书院的宗旨、为学之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名曰《白鹿洞书院学规》，后世书院大都仿此办理，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元朝的书院，据称“几遍天下”，但在书院发展同时，官府加强控制。元代以程朱理学为宗，定为科场试士程式。《四书集注》成为官定教科书，科举衡文的标准；官府委派山长，或由官员兼任，私人延聘山长，也由官府认可，授予官职；同时拨给学田，仍由官方掌握，加强经济控制。由此一些书院渐失自由讲学之风，缺乏论辩争鸣的气氛，一味追求科考。书院虽多，却无书院讲学的特点，几乎于官学无大区别，这是书院官学化的开端。
　　 明初大力发展官学，各府、州、县、所皆立官学，还广泛发展社学，同时加强科举，参加科考必经学校出身，使官学与科举更加紧密地联起来，致使书院沉寂百年之久。不少书院被改为官学，或并入官学，或改作他用。多数书院荒芜废弃，如著名的岳麓、白鹿皆被毁成墟。直到成化以后，书院开始逐渐恢复。尤正德（1506-1521）以后，王学、湛学兴起，书院再盛，学风为之一变。王阳明、湛若水皆承陆学，他们于正德元年定交，以昌明圣学为己任，所到之处莫不致力于修建书院讲学，影响甚大。王守仁讲学，“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湛若水是著名学者陈献章（白沙）的学生，他所到之处必建书院，讲学授徒40多年。这时的书院把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不同学派各标其宗旨，各讲其主张，往往超出书院讲坛的范围，发展成为规模相当大的地区性学术活动，形成独具特色的书院“讲会”制度。
　　 东林书院是明末影响最大、特点最为突出的书院。据《天锡金匮县志》载：“东林书院亦名龟山书院，在城东南隅，宋杨文靖（时）讲学于此，后即其地为书院”“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及弟允成始构成之。宪成殁，高攀龙、叶茂才相继主其事，榜其门曰“东林书院”“当宪成、攀龙讲学时，……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可知东林书院名声之大。东林书院的重要特点是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致力于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为此，它们名声大振；但它也由此而遭到统治者的禁毁。《明史·顾宪成传>说:”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末曾四毁书院: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上疏,指斥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学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书许赞以“官学不修，别起书院，耗财扰民”为借口，“申毁天下书院”。第三次是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为了整顿吏治、整顿教育，遂以书院多无实学，且“科敛民财”为理由，封闭全国书院。第四次就是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拆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四毁书院的根本原因都是封建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的一项政治措施。
　　 明代书院在历次兴毁中，为适应形势条件，形成书院类型多样化的特点，除了保留有传统聚徒讲学式书院以外，发展了颇具特色的以讲会活动为主的讲会式书院，同时由于官府严格控制下，官学化的影响而产生课考式书院和宣讲式书院。也有因回避当时斗争，变成有名无实的专供纪念的祭祀性书院。另外还出现了个别专业性书院，加上专供习武的“肄武书院”，则是书院教育的新拓展。
　　 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书院“群聚党徒”，“摇撼朝廷”的教训，极力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颁布《学校禁例十八条》、《训士卧碑文》等，不准学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禁罚甚严。但自雍正十一年（1733）产生了重大变化，认为书院“于士习文风有稗益而无实弊”，转而对书院采取利用扶持的政策，令在各省会选定一、二所书院，给银千两，作为重点，以树立楷模，面向全省招生，确立其全省最高学府地位。先后确定的有：山东济南泺源书院、山西太原晋阳书院、河南开封大梁书院、江苏上元（江宁）钟山书院、江苏苏州紫阳书院、江西南昌豫章书院、浙江杭州敷文书院、福建福州鳌峰书院、湖北武昌江汉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湖南长沙城南书院、陕西西安关中书院、四川成都锦江书院、广东肇庆端溪书院、广东广州粤秀书院、广西桂林秀峰书院、广西桂林宣城书院、云南昆明五华山书院、贵州贵阳贵山书院、安徽安庆敬敷书院、直隶（河北）保定莲池书院、甘肃兰州兰山书院、奉天（沈阳）盛京沈阳书院等。由此各地书院建设纷纷兴起，乾嘉时形成又一高潮。清承明制，尊崇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日益僵化，书院在官府的严格控制下，官学化影响日益加深，普遍推行考课制度，定期举行官课，课以时文，由地方官员出题，监考，评分，有的还增设考棚；山长由地方官员任命，定期考核成绩；招生名额均由官府核定，有的书院还派地方官员担任监院，直接监督书院行政事务。书院祭祀也更加庞杂，甚至请僧道代管香火，乞求神灵。书院选址更加考虑官府考课监督管理的方便，多设在城里。如此种种，都反映出书院渐失原有特色，日益空疏，以致“山长疲癃充数，士子以依薄相高，其所日夕咿唔者，无过时文帖括，然率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头垂垂白，不肯去者”（《清续通考》）。
　　 有识之士对此莫不深恶痛绝，谋求变革发展，以颜元、李恭为代表的颜李学派，力倡“实学”，强调“实文、实行、实体、实用”，抨击科举取士和理学教育的空疏无用。颜元曾主持漳南书院，提出其“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原则和颇具特色的建设规划。惜为时不久。明末清初顾炎武倡导以经学代替理学，提出其考据方法，开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孕育了由经世致用演变为通经致用，以致纯学术的经学考据倾向。阮元曾先后创建诂经精舍、学海堂，成为乾嘉汉学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基地。不课时文，“专肄经史词赋，一洗旧习”，不祀程朱，而供许慎、郑玄，以示尊经崇汉的特点。曾大理编辑出版其教学研究成果，产生了较大影响，自此各地竞相效仿，以求有所改革。
　　 鸦片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清廷政治的腐败，教育的落后。随着开埠通商，建立租界，教会办学，西方科技文化传入，产生巨大冲击。洋务派设

[석화(碩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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