중국 1980-90년대 신권위주의(新權威主義) 논쟁 (“新權威主義”硏究概述)

중국 1980-90년대 신권위주의(新權威主義) 논쟁 (“新權威主義”硏究概述)2022년 11월 15일  중국정부는 1978년 12월에 개혁개방정책을 시작한 뒤로 1980년대와 1990년대에는 정치경제에서 각종 문제와 혼란이 터졌기에 정책과 전략을 어떻게 설정해야할지에 관하여 논쟁하였습니다. 개혁개방 상황에서 새로운 발전 전략을 설정하려는 논쟁이 신권위주의(新權威主義) 논쟁이며 정치사상 논쟁이며 현재는 그다지 논의하지 않습니다. 지난 10월 16-22일에 중국 공산당 제20차 전국대표대회를 열었고 24일에는 중앙 정치국 상무위원회 상무위원 7명 명단을 발표하였습니다. 상무위원 7명 모두 앞으로 중국의 개혁개방정책을 어떻게 이끌 것인가? 대만 문제를 어떻게 처리할 것인가? 중국과 미국의 관계를 어떻게 설정할 것인가? 이와 같은 문제들을 깊이 생각하여 처리할 것입니다. 그런데 이들도 1980년대와 90년대에 젊은 시절을 보내면서 신권위주의 논쟁에 참여하거나 잘 이해하였던 사람들입니다. 예를 들어 왕후닝(王滬寧) 상무위원은 당시에 상해 복단대학 교수로서 1986년과 1987년 강연에서 신권위주의를 지지하였던 인물입니다. 한국 사람들도 중국에서 비록 철 지난 신권위주의 논쟁이지만 이 논쟁을 이해하면 중국의 앞으로 몇 년 동안의 정책을 예측하는 데 좋을 것입니다. 아래 글은 신권위주의를 아주 잘 요약하였기에 인용하였으니 참고하시길 바랍니다. 요즘에 인도네시아 발리에서 G20 회의가 열리고 있으며 미국과 중국도 참석하여 정상회담을 하였습니다. 한국 대통령과 외교팀도 참석하여 앞으로 미중 경쟁구도에서 어떤 입장을 가질지를 나타내기도 하였답니다. 특히 중국과 양자 회담을 한다면, 중국 정치가들도 한국의 정치민주화와 경제발전에 관하여 깊이 이해하고 있는 만큼 우리도 그들의 개인적 경험과 생각을 깊이 이해하고 대응하고 설득하여 우호관계를 지속할 필요가 있습니다.-------------------------------------------  “新權威主義”硏究概述2008-07-29 18:04 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  [요약문]：1980년대 말기에 중국 학술계에서는 “신권위주의(新權威主義)”를 중심으로 토론이 크게 일어났다. 당시 국내외의 사회, 정치, 경제 및 문화 배경을 언급하고 또 토론에서 중국의 개혁 방향 등 민감한 문제들도 언급하였기 때문에 학술계와 정치계에서도 커다란 반향을 불러일으켰다. 비록 “신권위주의” 화제와 관련된 논쟁은 1990년 초기에 시들었으나 아직도 몇몇 사람들은 “신권위주의” 개념의 범주를 놓고 새롭게 논의하거나 확장시키고 있다. “신권위주의” 논쟁에서 제기되었던 중국의 미래 개혁 발전에 관한 영역과 문제점은 아직도 학술계와 정치가들이 큰 관심을 갖고 있다.본문은 권위주의와 신권위주의에 관한 논쟁의 배경, 중요한 관점, 토론영역의 확장 등 몇 가지에 관하여 정리하고 또 중요한 관점과 추세를 살펴보고 좋은 점들을 선별하여 앞으로 연구에 기초를 놓으려고 한다.  [摘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我國的學術界掀起了一場以“新權威主義”爲核心的討論，這場討論因其特定的國內外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以及討論中所涉及到的中國的改革方向等敏感問題在學術界和政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雖然與“新權威主義”話語有關的爭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已近偃旗息鼓，少有人在使用“新權威主義”概念範疇本身做出創新和延伸，但這一爭論過程中提出的對於中國未來改革發展的建議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和問題至今仍是學術界和政治家們關注的焦點。本文擬從對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相關爭論的背景、主要觀點和其討論領域的延伸幾個部分的硏究所做出的一個大致的梳理中，考察相關硏究領域中的觀點和趨勢，希望能夠拋磚引玉，爲日後硏究打下基礎。  목차 一、머릿말 二、80년대 말기 신권위주의에 관한 학술토론 배경의 개관(一) 국내 정치、경제、사회의 배경(二) 국제학술과 경험연구의 배경1、민주 위기에 관한 연구2、권위주의 유형학에 관한 연구3、신권위주의와 전통적 극권주의의 구별4、권위주의에 관한 경험 연구(三)소결 三、“신권위주의” 논쟁의 주요 관점(一) 대체적인 방향과 과정(과정과 태도)(二) 1989년 좌우논쟁에 참여한 주요 인물과 관점1、개요2、신권위주의 정치체제에 대한 지지 입장3、신권위주의에 대한 부정 입장(三)소결 四、1990년 이래로 신권위주의 변화(一) 1990년 이래로 권위주의 논제의 전환(二) 1990년 이래로 신권위주의 논제의 확장1、경제정치의 전환 유형 연구에서 본 신권위주의의 확장(1) 경제체제의 전환 유형(2) 정치체제의 전환 유형2、국가와 사회의 관계 연구에서 본 신권위주의의 확장(1) 정부 권위와 당정관계 연구(2) 시민사회 연구(3) 국가와 사회의 관계 연구3、아시아 모델의 경험 분석에서 본 신권위주의의 확장 目次 一、引言 二、八十年代末有關“新權威主義”的學術討論背景概述(一)國內政治、經濟、社會背景(二)國際學術和經驗硏究背景1、關於民主危機硏究2、威權主義類型學硏究3、新權威主義與傳統極權主義之區別4、權威主義的經驗硏究(三)小結 三、“新權威主義”爭論的主要觀點(一)大致走向及過程(程序和態度)(二)89年左右爭論中主要人物及觀點1、概述2、對新權威主義政治體制的立場支持3、對新權威主義的否定(三)小結 四、九十年代以來新權威主義的演變(一)九十年代以來權威主義論題的轉換(二)九十年代以來新權威主義論題的延伸1、從經濟政治轉型硏究看新權威主義的延伸(1)經濟體制轉型(2)政治體制轉型2、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硏究看新權威主義的延伸(1)政府權威及黨政關係硏究(2)市民社會硏究(3)國家與社會關係硏究3、從亞洲模式的經驗分析看新權威主義的延伸--------------------------------------------  一、引言 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學術界內展開了一場關於“新權威主義”的爭論。針對當時學術界盛行的自由民主的觀點，基於國內改革開放進程中一系列問題浮出水面，以及我國的政治傳統和當時國際範圍內關於民主政體和權威政體相關學術硏究的趨勢和經驗，一些學者從學術角度、政治術語角度提出了“新權威主義”這一概念，指出在中國社會當時的情況下需要建立強有力的有現代化導向的權威政治(見蕭功秦《歷史拒絕浪漫：新保守主義思潮的崛起》)推行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首當其衝的現代化改革。儘管在涉及“新權威主義”術語的群體內部，有關“新權威主義”的概念理解不同，關注問題的層次角度也有途徑上的差別，其論證方式、所針對的自由主義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他們都具有相似的集權(或半集權)的政治主張，並且隨著民主觀念對現代化進程正面和負面效應的硏究全面地被引入中國，“新權威主義”者也都支持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最終將納入民主化的潮流中的觀點，並在其後對這種民主做出了自己的闡釋。把持有這些相似觀點的人歸納在一起，可以集中地反映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國知識分子來考慮我國未來走嚮時以及民主制度改革中所遇到的大部分問題。 在這次爭論之前，整個八十年代的後半葉，學術界已經開始了相關的國外理論引進、國內傳統的梳理和相關國家經驗的實證硏究。這些觀點一部分成爲當時自由民主派的理論依據，一部分成爲反對其的持“新權威主義”主張的學者的理智資源。在這次爭論之後，儘管“新權威主義”這個概念逐漸演變成爲具有學術史意義，但從新權威主義主張中引申出來的對中國政治體制各種問題的關注的相關硏究仍舊是學術界和政界今天所關注的主題。 本文從80年代末這次爭論的形成背景、爭論的相關論點以及後續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相關領域的硏究概述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的理論發展脈絡。  二、八十年代末有關“新權威主義”的學術討論背景概述 (一)國內政治、經濟、社會背景上世紀八十年代是我國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十年，思想的開放和經濟體制的改革衝擊著我國原有的社會格局。到八十年代末，一系列經濟體制改革政策運行的影響和結果初現端倪，解放思想的觀念也深入人心，並在知識分子當中開花結果。但同時，社會的運行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市場經濟的改革在帶來機會的同時因爲缺乏經驗和成熟管理也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混亂，改革開放所伴生的一系列問題逐漸地浮出水面。如蕭功秦在《走向成熟：中國改革的反思與展望》一文中就指出了改革早期可能出現的惡性循環。除了政治上權威的流失，經濟上出現的危機外，由社會群體間差異造成了社會秩序所面臨的失範和文化上同傳統出現的某種斷裂也逐漸的表現出來。相關的評論我國改革早期經驗領域的文獻對這一時代的歸納和總結涉及到了這一時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等等各個方面。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知識分子開始思索、憂慮中國未來的道路應該怎樣走。在市場經濟改革同時伴隨的體制改革中，核心是權力下放，但伴隨和這種權力下放帶來的權威流失格外爲學者們所關注。後來的學者認爲，除了一些認爲中國應該徹底推行自由民主的極端觀點外，當時大部分捲入這場學術爭論的學者的成熟的觀點都可以歸結爲國家權威的重建，只是一部分人希望選擇選舉等民主措施的方式，注重過程；而另一部分人希望可以尋找強大的新權威推行改革進程，關注結果。 (二)國際學術和經驗硏究背景89年那場學術爭論同時也具有很複雜的外來背景，蘇聯東歐改革壓力，尤其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東亞四小龍經濟起飛時所伴隨的政治範式以及西方當代政治學說都深刻的影響了當時那場討論的走向和趨勢。 1、關於民主危機硏究國內興起的“新權威主義”的思潮理論上與國際學術潮流中民主化理論和權威主義的相關硏究有密切的聯繫，從這兩方面的不同角度汲取理論營養。大批與民主制度有關的硏究同時湧入中國學界，現代民主政治、經驗主義民主等概念逐漸被國人所了解。很多學者開始關心如何學習和借鑒國際學術界已有的民主政治體制和民主化概念理論和經驗。隨著民主化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同時遇到的種種危機，一系列硏究民主危機、民主的其他路徑的相關硏究也隨之引入中國。在亨廷頓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談到，在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中，爲了政治安定，有時也可以實行一黨專制。民主只不過是形成權威的方法之一，並非可以普遍使用。其所提出的權利與自由，權威與民主，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平衡問題，是關於民主制度運轉之爭辯的一貫性主題。雖然亨廷頓等人關於民主危機的硏究是站在民主制度相對運行良好的政體中民主危機的硏究框架中闡釋民主的其他可行性辦法，其對民主的悲觀看法也在其後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得到矯正，但其對民主制度的批評和其他民主道路的啟發至少在當時對國人還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2、威權主義類型學硏究根據陳堯在《新權威主義政權的轉型》一書中的梳理，威權主義理論的發展理路可歸納爲20世紀30年代沃格林提出權威主義國家概念；60年代薩托利將其闡釋爲與民主政治相對意義上一種政權類型；後居安?林茨和吉力摩?奧唐奈等在拉丁美洲、南歐硏究中賦予權威主義新內涵。但當時學術界對於這一概念在使用上被簡單理解爲反對個人自由的權威原則的信仰。 一般的政治社會學教程如安東尼?奧羅姆所著的《政治社會學導論》中，把政治統治的基本形式劃分作現代世界的民主政體、極權政體和威權政體幾種類型。在愛德華?希爾斯用類型學方法區分不同類型的寡頭統治形式的硏究中，所歸納了許多發展中國家政體特徵：領導人以一種近乎獨裁的方式進行統治的趨勢；這些領導人致力於促進他們國家的經濟發展——被認爲是權威主義政權的特點。典型的硏究如吉力摩?奧唐奈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巴西和阿根廷境況中概括出了官僚威權政體這一概念。更多的學者則從威權主義意味著這些政體缺乏對擁有廣泛、平等的參政權的代表們進行經常性的、自由的和公平的選舉，也缺乏能對由選舉產生的國會負責的國家機構的角度論述威權主義的內涵。 其他一些學者對新權威主義做出類型上的劃分，如M.沙林、R.C.麥克里迪斯、A.潑爾馬特和L.莫利諾(Leonardo Morlino)等人，其中阿爾蒙德和鮑威爾在《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一書中列舉了對新權威主義政權的分類和居安?林茨在《變動中的民主》一書中從國家-社會關係以及有限多元論的權威主義概念來區分出當時拉美和歐洲的新權威主義的兩種劃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新權威主義與傳統極權主義之區別在學界，傳統的集權主義與新權威主義的概念使用具有特徵上的差異。概括而言，新權威主義政權與傳統集權政權相比，新權威主義政權控制的社會一般已經或正在進入現代化進程，民眾動員入政治生活；其權利也並非完全的私人化；具有現代化取向和以憲法、法律名義進行統治，存在形式上的代議機構和利益表達機構等。 4、權威主義的經驗硏究另外，相關的以國家權威主義政權爲硏究對象的討論早期見於對南歐、拉美地區民主化進程的硏究中，隨後非洲地區因大量民主國家興起、殖民地獨立帶來了硏究跨階段民主化硏究資源，進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其政權形式之間可能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吸引了大部分學者的興趣，直到八十年代後半葉，蘇聯體制改革又引發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規模討論。這些硏究從理論的闡發到經驗的積累，尤其是東亞地區國家和蘇聯改革鮮活的國情的例證給國內學者們產生很大的影響和導向。這一傾向可見於八十年代中後期乃至今天學術界理論界對這些地區與我國國情相似性、可借鑒性和差異性的討論。 (三)小結 上述討論的有關國外學術界對於權威主義和新權威主義的概念的界定和論述，在八十年代末所有涉及“新權威主義”與“民主現行論”的這次討論的背景中，只是作爲一個起到一定輔助作用的外因，相對而言可能也只是具有一定的學術史意義。在當時討論的過程中最爲關鍵的還是國內的國情——改革背景和對亞洲地區及蘇聯改革的經驗借鑒。觀察當時有關討論和近期對當時討論的追述可以發現，國內在論述新權威主義時與當時和後來引入的新權威主義的概念有一定的區別，更多的是觀念的引入而非學理上的照搬。整個這次八十年代末的爭論的背景具有明顯的衝擊和矛盾的特徵。  三、“新權威主義”爭論的主要觀點 (一)大致走向及過程(程序和態度) 這次爭論在時間走向上大致可以從1986年，經濟改革導致地方經濟紊亂和物價失控，知識界要求中央嚴厲制衡地方經濟活動開始，86年王滬寧在其演講中力陳改革中必須由中央權力的必要集中，88年張炳九在北京的演講中也主張我國現階段採用半集權式的政治體制，強有力的領導人物強制性的推進現代化比馬上實行徹底民主更爲可行；吳稼祥(時任中共辦公廳政策硏究部幹部)認爲中國目前就需要一個君主立憲式的開明專制。但當時因爲國內的改革和自由民主的學術背景該觀點飽受質疑並被擱臵。這一時期，國內主要的輿論偏向民主自由方向，權威主義和集權政治並不能產生大的影響。88年，蕭功秦第一次使用了“新權威主義”這一概念，隨後一些北京的青年學者開始使用新權威主義作爲一個政治概念表述下述觀點：民主政治只有在經濟條件成熟時才有實現的可能性，中國改革的當前階段應該建立的是一種強有力的新權威來應付現代化的挑戰，並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產生影響的。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國內學術界開始了以“新權威主義”和“民主現行論”等觀點爲核心的爭論，此時國內的市場經濟和體制改革出現的問題擴大了新權威主義的呼聲，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 新權威主義內部也以南北兩派爲代表有不同的見解。89年後到90年代最初幾年，在海外的一些學術期刊雜誌上還散見一些相關的總結這次學術爭論的文章，以海外或滯留海外的學者的聲音看，大部分是關於民主自由的呼聲，支持新權威主義的論述進入低谷。但值得注意的是，從上個世紀最後十年到本世紀初幾年的時間裡，國內主流話語雖然不再提及“新權威主義”，但實際上相關的幾次學術討論或是體制改革硏究的核心還是“新權威主義”關注的主要問題，只是關注的核心從是否採用新權威主義推行市場經濟和民主體制改革的問題，轉變爲如何以“新權威主義”的論調強力推進我國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以及“新權威主義”引導的改革對於我國社會制度、國家結構產生的影響和“新權威主義”在新時期強制推進改革外的社會功能。 (二)89年左右爭論中主要人物及觀點 1、概述對於這場爭論的主要觀點，詳見於齊墨編著的《新權威主義——對中國大陸未來命運的論爭》和劉軍、李林主編的《新權威主義——對改革理論綱領的論爭》以及公羊編著的《思潮》等著作，前兩者集結了89年、90年左右主流報紙上對“新權威主義”這一觀念的探討和爭論，後者則從九十年代學者的角度對80年代末的那場爭論做出評價。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了當時的學者對於民主化在中國所要走的道路的設計和建議。這場爭論主要是有兩派觀點引出的(此觀點見蕭功秦，《過渡權威論與中國的改革運動》)：一派觀點認爲經濟改革必須以多元民主化的政治改革爲先導，只有加快推進多元民主制度和地方分權的政治改革，並以此來制衡社會腐敗尤其是官員腐敗現象才是中國現代化成功的基本前提(民主制衡論或民主先導論)。另一種認爲多元民主和地方自治，不是當前改革的前提，而是改革所帶動的社會經濟變遷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產生的自然邏輯的結果，而建立一種強有力的，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政治權威來制止社會腐敗和無序化狀態，並推動社會經濟變遷，才是中國現代化成功的基本前提(權威制衡論)。論戰的一方以張炳九、吳稼祥、蕭功秦、楊百揆等專家學者和官員爲代表主張實行新權威主義，另一方以榮劍、秦曉鷹、黃萬盛、於浩成、王逸舟、韓水法等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爲代表強烈反對新權威主義主張實行多元民主政治。新權威主義者將自己稱爲“穩健的民主派”，而將對方稱爲“激進的民主派”。 2、對新權威主義政治體制的立場支持⑴王滬寧：在1986年的報告中力陳改革中必須由中央權力的必要集中。 ⑵張炳九：從開始就主張我國現階段採用半集權式的政治體制。在1988年初，新舊體制僵持之際，重申：在目前條件下有一些強有力的領導人物強制性的推進現代化比馬上實行徹底民主更爲可行，當務之急是使社會生活兩重化，即經濟上實行自由企業制；政治上實行集權制，以期爲多元民主制創造條件。他還指出，新權威主義同已知的某些激進主張的區別，在於途徑的選擇而非中國是否要發展市場經濟和確立民主政治。 ⑶戴晴：認爲中國大陸改革和現代化需要政治強人。 ⑷張永成：在《也談“權威”》一文中提到討論和明確權威問題在改革問題的必然性。認爲改革提高了社會活力的同時使控制社會難度提高，權力下放過程沒有和實施對權力制約同步，進而權力喪失會影響改革措施的實施。在此基礎上，他認爲權力下放的同時更需高一級權力制約，以防止權力濫用，防止短期投機，並完成更大範圍內協調統一。同時提出個人權威同職能權威相互補充可能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民主體制改革之路，並指出能否實現這樣的體系設計取決於科學民主和科學的程度。 ⑸楊百揆：在《政治發展中的民主和權威》一文中闡述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需要過渡，首先進行民主政治體制改革必然帶來矛盾，而且這種過渡需要“開明”的“新”的政權。 ⑹吳稼祥：在其發表的《新權威主義評述》、《再談新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硏究提綱》等文章中系統地闡述了其對於新權威主義的認識和對當時各種新權威主義持有者觀點的評價，提倡以新權威主義的行使實行一種穩健民主的目的。認爲他們強調的新權威主義與傳統集權主義的不同之處在於：不是在剝奪個人自由基礎上建立專制的權威，而使用權威來粉碎個人自由發展的障礙以保障個人自由。 吳稼祥認爲新權威主義注重的關鍵不是政體而是領袖(以及決策集團)；強調個人自由是經濟自由。闡述新權威主義的基本綱領是市場經濟，致力於在社會轉型階段形成解決重大社會難題和擺脫社會危機的政治力量；關心傳統社會在舊權威衰落後社會權力資源的再分配方式，並關注國情。針對當時改革中集權政治出現的一系列弊端，吳稼祥認爲官場權力壟斷不可能有經濟自由，發展商品經濟會導致混亂；需強大權威將官場、市場隔離開，即榮劍“政治經濟二元化”排除政治權力對市場干擾，實行平等自由競爭。新權威必須提供經濟無法提供的保證經濟自由發展的客觀條件，如強制的資本積累、資源有效配臵、法律秩序等。在中國的國情下，市場化需要新權威。國際經驗中也沒有任何國家提供過首先建立現代化議會民主政體可以反過來更快地推進經濟發展和市場化的成功例證。 在支持新權威主義的同時，吳稼祥也同時關注民主政體對中國未來道路可能產生的影響。在他看來基於權威政權的兩面性，對新權威要保持民主壓力，尤其應該積極利用在人大和政協中的民主活動，來防止新權威向舊權威蛻化。 ⑺蕭功秦：對於“新權威主義”這一概念，蕭功秦自認爲是從學理角度提出了這樣一個概念，他對“新權威主義”的界定更趨近於國際學術界的討論範疇。認爲新興國家在實行自由民主制時，由於不發達國家自身實施民主條件貧弱，新權威主義具有一定合理性。 蕭功秦也注意到了新權威主義對民主化進程的阻礙問題，他也支持民主政體的最終目標的，並認爲在中國，基於可以作爲一種與現政權保持相當距離的獨立社會力量構成——與強人政權抗衡局面，防止新權威主義政治腐化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包括市民階層的聯盟沒有形成這一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甚至還不具備施行新權威主義政治形態的背景和條件。選擇新權威主義雖然是必然之舉，但也有風險和困難，這也是其將新權威主義視爲過渡性體制的原因。 根據蕭功秦先生自己所作的總結，他認爲89年左右大陸的新權威主義思潮中內部存在著南派(蕭功秦)和北派(吳稼祥、張炳九)的劃分，兩派在商品經濟優先發展、建立強有力的有現代化導向的權威政治來些調整社會秩序等方面存在共同點。但蕭功秦同時也認爲兩派間也存在著很大區別： ①北派新權威主義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南派則是一種學術理論主張； ②雙方在如何推進中國現代化的具體思路上截然不同，北派傾向於西方制度與體制可經由行政手段人爲、快速的搬用到中國取代舊體制，其阻力僅僅來自於思想阻力，需要通過建立新權威排斥這種阻力；而南派的新權威主義則認爲搬用西方的自由市場制度或民主政治體制，均會導致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嚴重脫序，進而政治激進主義也將會因此導致主導改革的政府權威的急劇流失，主張政府應通過適當加強宏觀控制來穩定社會秩序，防止社會失範進一步加劇。基於上述兩點，蕭功秦認爲某種程度上講，北派只是激進的經濟自由主義的一個變種；而南派的矛頭則是針對政治上與經濟上的激進主義的，可以歸入到新保守主義的範疇。 一九八八年底到一九八九年初的新權威主義論戰是一次完全自發的有關中國現代化命運選擇的學術討論。儘管現在這場討論已趨沈寂，但是這場討論提出的核心問題——中國在走向市場經濟的改革時代的權威與自由的關係問題是當代與未來幾代中國人無法迴避的根本問題。 3、對新權威主義的否定 ⑻榮劍：認爲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變在客觀上需要政治上的相對集權，但又必須儘快完成從集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變。在其《中國現代化需要集權政治嗎？》、《新權威主義在中國是否可行》等文章中，他批駁了簡單的認爲“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商品化)只能在政治集權條件下實現，當前政治領域中進行主要改革將不是全面推進政治民主化，而是實行必要政制集權和政治壟斷”的觀點。榮劍認爲中國目前不具備新權威主義存在條件——政治經濟分離。同時，中國所有制問題尚未解決；中國傳統體制產生的影響；中央地方矛盾，條塊分割，集權與分權存在矛盾；以及世界性民主化浪潮帶來的人民民主的覺醒等等一系列條件都帶來了在中國實行新權威主義的不利因素。由此，國家不僅經濟體制需要改革，還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⑼陳新權：在《現代化中的政治民主與權威》一文中，陳新權闡發民主政治的本質是確立一種合理的權威的觀點。新權威主義在我國無論作爲政治改革總體目標或短期目標、過渡形式都不可取。其理由是我國歷史政治上主導是專制和集權的歷史條件便於建立舊有的“權威政治”；而且重建新權威政治在我國對外開放可能會令我國與其他民主國家交往中受挫。應把衝破政治、經濟、文化高度一體化格局，強化法制、淡化政治以及政治生活自身的民主化看作解決問題建設民主的關鍵。 ⑽黃萬盛：在《新權威主義批判答問錄》一文中，黃萬盛把新權威主義看作是專制主義舊夢重溫。認爲新權威主義的基本觀點，是目前中國改革應依賴於一個有力專制政體強制推行改革；把對中國整體改革抱有民主民主化的要求指責爲浪漫主義；認爲民主會導致總過混亂；中國下層社會不會使用民主；“五四”選擇科學、民主是情緒主義，東亞經驗是政治集權，經濟起飛；中國需開明專制，須鐵腕人物，強調民主化削弱了權力，造成了普遍腐敗；而且與民主思想相比，這些觀點存在較大實踐可能性。總體來講，新權威主義基本觀點是在中國民主行不通，基礎不是建立在民主制度上的，而是否定了民主。把民主指責爲不切實際的浪漫主義空想，新權威主義把新專制主義修飾爲權威。 黃萬盛認爲，對民主的不可操作的批評是不對的，民主既有理想層次，也有其體制方面的——相應的社會制度層次。民主制度中也許統計學多數不是最好的，但可以防止最壞的。對民主結果不應抱一種真理性的高級要求，只要求民主的合理性程序。專制與民主的區彆不僅在體制上，也表現在權力性質設定上，民主觀念認爲，權力是惡的，新權威主義要求一個高的專制權威但不證明其合理性。 ⑾許良英：在《中國的反民主逆流》一文中直接指出民主沒有階級性、沒有國界，是人性的體現。東方特色是專制烙印，同民主是不相容的。民主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礎和前提，應該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國之本。新權威主義是一股反民主逆流，以“新權威主義”、“精英統治”、“強人政治”、“開明專制”等名詞出台，把民主與“大民主”和“痞子運動”混爲一談，或把後兩者稱爲“無政府主義式的民主”。他所引用的民主概念的基本組成部分是法治，凡由多數公民(或公民自由選的代表)做出的決定(主要指憲法、法律、法規)，任何人不得違犯。 ⑿邵燕祥也在《中國需要皇帝嗎？》一文中指出中國現有的經驗證明，絕對權威導致生產凋敝，同時，過分強調經濟發展促進民主的論調在現代化問題上可能逐漸產生一種唯經濟與泛經濟觀點。 ⒀李澤厚：在《新權威主義與現代化》指出，精英治國並非新權威，現代化民主國家就是精英治國，所謂新權威只能是個人獨裁。從歷史上看，通過政治上高度集權即可以走向現代化，如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新加坡、台灣、韓國等亞洲地區，鐵腕領袖的好處是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但實行集權政治、個人獨裁、建立權威主義並不必然就實現現代化。李澤厚主張建立權威性，但指的是建立現代法律的權威。 ⒁於光華：在《新權威主義的社會基礎及幻想》一文中指出就權威主義而論，在有深厚的君主專制傳統的中國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新權威主義是在舊權威主義破滅之後產生的。來自知識界的精英，首先否定了蘇聯經濟模式，也肯定了自由企業制度的優越性。但中國不具備實行新權威主義的政治條件，當務之急是樹立民主法治權威。 ⒂呂嘉民則在《空想與深化危機的理論：新權威主義》一文中分析台灣、韓國例子與中國國情的區別，並指出新權威主義之下會造成權力黑市不斷擴張，其負效應大於正效應。 ⒃陳雲根在《爲中共新權威主義蓋棺》一文中指出經濟改革給國家帶來的多重危機，剖析了東亞經濟奇蹟的原因有其特定的歷史因素是殖民時代(日治或英治)留下的法制體系、同質化的勞動人口和出口主導的外向型經濟。脫離這些歷史條件，盲目的集中政治權利，並不一定加快經濟建設。而且四小龍有一些後遺症：工運抬頭、反對黨的挑戰、福利國家運動、環保運動，以及國外保護主義反傾銷政策和放緩技術轉讓等。亨廷頓的權威主義實際上反映的是英美近年來的“新保守主義”的呼聲，學理上權威主義來源自韋伯的政治理論，其強人和高效率的行政體系是分不開的。除了欠缺獨立的中產階級交託新權力外，原有的政治經濟一體化也給經濟體制改革帶來阻礙。東亞經濟奇蹟地區的特色是政治經濟二元化(互不干擾)、私產法明確，充分防止政府干預；完善的商品經濟和市場制度；企業自治、獨立法人和強大的自由專業人士是經濟自主發展的中堅。種種經驗證明中國並沒有適合的這些條件。 ⒄華一夫：從《再評新權威主義》一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另一種樣貌的“新權威主義”爭論，認爲所謂新權威主義這裡是指少數知識分子，提出的解決當時中國社會危機的理論方案。主要流行於京、滬兩地理論界，贊成這不多，但仍有一定代表性。北京有吳稼祥、張炳九、戴晴等；上海有蕭功秦、王滬寧(本人不承認)等。個人所述不同，背景有別。學運爆發後，其代表人物迅速分化，命運各異。 針對蕭功秦的觀點，華一夫剖析了新權威主義的歷史淵源。鴉片戰爭以後，在中國對內對外面臨的重大壓力下，中國向西方學習的仁人志士採取自上而下的全盤改革的行政手段或自下而上的激烈的革命手段，試圖把現代工業化社會中只有中產階級作爲載體存在才產生作用的市場商品經濟制度及其配套的政治制度全面引入中國的觀念。但是由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葉經歷的那次斷裂，社會上已經不存在獨立的中產階級，沒有與商品市場制度配套的載體。由於不具備必要的社會條件，特別是由於中產階級的缺失，推行民主制度必定造成就權威的迅速流失，而新權威的資源缺乏補充較慢，政府對社會的統治能力北極大削弱，從而爆發經濟、政治和精神信仰方面的全面危機。爲了防止政府的權威的流逝，現在必須加強政府權力，通過這種被強化的權威來推進後進的、需幾代人才能完成的改良過程。力倡目前中國這兩代人爲了民族未來的繁榮昌盛和開明，做出現世的犧牲。華一夫基本上同意當前中國必須提倡漸進式的改革戰略，對反對政治浪漫主義等觀點表示贊同。但是他對於政治浪漫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的含義理解與新權威主義有所不同，認爲作爲人類的基本價值，人權、自由、民主、多元化等等是不可讓渡的，是不可由純粹的經濟目標取代的，並反對新權威主義的“中產階級預成論”。而且華一夫認爲，儘管當時知識分子並不能獨立有力地承擔歷史責任，但同其他社會集團相比，無論其基本利益還是觀念形態而論仍是中國社會推進現代化的先鋒力量，只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公有制下經濟和政治未能獨立，無法承擔對其要求。新權威主義的另一個基本假設是現實的統治權威都具有某種爭取國家現代化的善意。除了兩個基本假設的證明外，新權威的另一個要害就是是否應該以及如何創建權威的合法性基礎。 ⒅丁學良：在《東亞模式與新權威主義》一文中直指新權威主義的誤譯，把有權和有權威混爲一談。並分析東亞模式中的政治理性化，在同樣是達不到完整民主制水平的中國大陸和民主化之前的東亞社會之間，在政治結構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如政治與經濟的結構分化和經濟政策的非意識形態化；文官系統的非政治化和專業化；以及知識階層專業活動的獨立性。 ⒆吳國光：《新權威主義與泛民主主義評析》歸納“新權威主義”主要的兩個方面是主張經濟自由化優先以及主張用所謂的新權威來推進經濟自由化。基於前者而言作者傾向於將其看作自由主義的一個變種。反對新權威主義主要是從後一個方面提出問題，一種觀點是主張在抵制私有制的前提下實行民主，這種主張在其發展的早期階段傾向於以社會主義理論來規範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並以此作爲實行民主的理由和根據；近期則主張在所謂的混合經濟的基礎上實現民主(阮銘)，吳國光因其尚未討論成形，稱之爲泛民主主義。以反對以私有產權爲基礎的經濟自由化的同時，泛民主主義更激烈的反對新權威主義關於用權爲推進現代化的觀點。甚至把新權威主義排除在民主理論之外。泛民主主義主張以擴大參與來發展民主。 (三)小結 基本上兩派之爭的相似之處在於他們在民主制度的最終歸宿上持相同觀點，以新權威主義作爲中國邁向民主的過渡形式在爭論後期得到了新權威主義者內部的共識，兩派爭論的核心問題則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⑴體制改革的發展順序上，是應該首先最大限度的發展各項經濟目標還是政治目標。秩序與民主、增長和平等之間的優先順序至今仍是包括政治學家、經濟學者在內的大部分人討論的問題。 ⑵民主現行論者認爲國內極不具備實行民主的充分條件，也不具備實行新權威主義的基本條件，應該解放思想、改革體制來從政治體制上創造民主政治的形式和條件；新權威主義者則認爲在國內雖然不具備民主政治和權威政治的充分運行條件，但我國當時正處在權威政治的作爲統治有利資源的時間點上，採用權威政治作爲途徑能夠更快、更穩定地實現經濟和政治目標。 上述概述的是在89年左右參與討論的人物的主要觀點，90年以後，基於權威主義的敏感性，在國內一段時期內鮮有人再涉及這一論題，主要是一些學者在海外發表進一步的闡釋，而這些論述在政治事件刺激之後又多支持民主自由，激烈反對權威政治。上世紀九十年代仍舊是一個思想不斷撞擊、摩擦的時代，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思想自由也逐漸演變的更有理智和針對性。在整個九十年代，雖然國內已經沒有關於新權威主義的概括性動議，但是九十年代因爲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所引出的各種探討、政論、批評所圍繞的還是當時新權威主義所關心的問題。尤其是進入新的世紀之後，當“新權威主義”作爲一段學術史，一座有學者自發引出的學術爭論的里程碑被再度提及的時候，其所具有的已經不再僅僅是對當時社會的導向意義。  四、九十年代以來新權威主義的演變 90年代以來，以新權威主義爲問題核心的學術爭論已爲鮮見，但與80年代末那次新權威主義的大討論相關領域內的硏究還是層出不窮。當代學者站在超越當年的理論和實踐高點上總結評述這次新權威主義之爭，綜合爭論雙方的各種觀點、態度，在探討我國當時的改革之路的經驗教訓和闡發今後我國改革道路的問題中更具有啟發意義和說服力。 當代學者中儘管很少有人以權威主義爲自己的理論觀點加以標識，但某種程度上認同權威、針對“權威”歷史和淵源及其影響的硏究很多，這種趨勢一方面體現在對我國權威主義歷史的硏究，一方面體現在我國現有國情與西方自由民主精神產生的土壤相比的特殊性的硏究。 秦曉鷹在其《跳出歷史的惡性循環——中國三次關於權威主義論戰》一文中不僅列舉了我國89年左右兩股思潮的主要觀點，還系統闡述了在89年之前我國關於權威主義傳統幾次比較明顯的爭論。 第一階段，指的是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階段。當時主張權威最烈者爲袁世凱和籌安會(楊度等)等，認爲自由平等共和是爲中國政治紊亂三大要素。康有爲認爲他在戊戌變法時主張立憲是“不察國情之巨謬”。但其代表人物中楊度晚年立場轉變。 第二階段，是指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以戴季陶的“孔孫道統說”、“民生主義本體說”，梁漱溟的“東西文化說”，周毓英的“社會主義說”等爲主體的階段。戴季陶認爲民生、民權、民族並不是並列的；只有民生主義實現後才有民權主義，因此當務之急是發展生產。梁漱溟則認爲與西方文化發展相比，中國自古以來已有民享、民有，只是沒有民治，所以不需要著急搞民主。周毓英則直接指出與其仰望盲目無能的民眾，不如專責於一個英勇賢明的領袖。認爲民主制弊端在於互相推諉、牽制，使得內部力量相互抵消。在這一階段，另一方面魯迅、宋慶齡、蔡元培、鄧演達、胡適、羅隆基，中國人權保障同盟、“人權派”、左聯(包括左翼社科聯盟)以及中國共產黨理論家們一一掀起“新思潮”、“新啟蒙運動”。這次爭論以“國統區”公民、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合法地位、言論、出版自由在法律上得到某種承認而結束。其結果是中國開始出現民主的形式、民主的許諾和少量的民主內容。 第三階段，發生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後，值中國命運大轉折，中國道路大選擇之際，以林同濟、何永佶、陳銓、雷海宗等歷史學家組成“戰國策派”，主張要解決中國問題，只有憑藉偉大的超人意志和作用才能奏效。蔣介石、陳佈雷等，發表權威論調的“中國之命運”，反對資產階級式民主——主張爭取自由的革命，認爲盧梭的學說並不合與歷史的事實，國人“要實行民主非經長期訓練不行”。當時反對的聲音發自艾思奇(《極端的唯心論的愚民哲學》)、陸振羽、胡繩、胡風、周恩來(《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等。周恩來指出共產黨所主張的就是用民主的方法解決國內一切問題，表示其所要求的民主與美國式民主頗爲相似，但要加以若干中國化。第三次爭論以新政協形式宣告結束。 對權威主義的淵源硏究，一方面爲權威主義在我國的自身文化傳統中追根溯源，尋找其長期存在的證明；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了這種權威主義在經過與自由民主思潮的不斷衝突過程中的演進和變化形態。 新權威主義在其出現伊始，就因其操作性備受質疑，在馬漢茂爲《新權威主義——對中國大陸未來命運的論爭》一書所作的序言“文化論戰應走務實路線”一文中，他指出關於新權威主義論戰，學者都注意“正名”的討論，中國的現代化該不該、能不能通過新權威的集權強人政治走向市場經濟道路，似乎只要政治領導決定了市場經濟方向，就能把人們帶入富裕小康生活。但當代的學者大部分已經跳出了當年討論中改革進程中是否應該施行權威主義的問題框架，開始討論在現有國情下，如何實行權威主義才能更好地推進改革和現代化進程的實質性問題，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學者的硏究方向出現了轉向，關於新權威主義的論題也出現了轉換和延伸。 (一)九十年代以來權威主義論題的轉換 雖然當代已經很難再見到與新權威主義有關的新的論述，在海外學者的輿論中新權威主義也似乎已經被蓋棺定論，但實際上新權威主義在國內只是變換了表述的形式。 在曹沛霖發表的《歷史與未來：中國政治制度硏究——硏究當代中國政府和政治制度四部著作讀後感》一文中指出，浦興祖、張永桃分別主編的《當代中國政治制度》以及《當代中國政府》、《中國政府與政治》四部著作在90年代初爲中國政治領域硏究開了個好頭，歸納出四本著作從一開始就特別強調硏究中國政治制度特色。認爲當前“中國需要一個具有權威的強有力的政府”是一個有現實意義的命題，以政治發展角度對政府權威的歷史、現狀和未來作歷史唯物主義分析，硏究權威流失原因和重建權威的途徑。在胡偉《21世紀的中國政治學：建構新的民族發展理論》一文中，也將其觀點表述爲“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黨內民主推動這個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 使當代權威主義作爲一種“主義”本身話語被削弱的原因還有“少談些主義，多談些問題”趨勢的影響。九十年代以來，整個學術界開始從改革方向的討論轉向操作性的改革具體制度的討論。在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中，他認爲，首先，在國家的推動下，改革步伐較之80年代最爲開放的時期更爲激進，日益深入國際市場在體制上受到的外部規約和商業化、消費文化強大滲透力帶來的內部張力，在使國家政府與經濟資本關係日益密切的同時，也使知識分子本身原有的社會角色和職業方式經歷了深刻的變化；其次，一方面89年一些知識分子西遷，另一方面70年代末期的留學生部分回國，這些有機會深入觀察西方社會和西方學術的知識分子與國內知識分子之間觀點上產生差異，但知識的生產和學術性活動成爲全球化過程的一部分；第三，最重要的是國內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考其所經歷的歷史，處於環境壓力和自願選擇，大部分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放棄了80年代啟蒙知識分子的方式，通過討論知識規範問題和從事更爲專業化的學術硏究，明顯的轉向了職業化的知識運作方式。討論關涉國家建設道路的實質性問題更容易成爲討論和學術積累的焦點。在黃衛平的《中國大陸正治體制改革理論綜述》一文中，他先後提及了李銳、朱厚澤、李慎之、劉吉、王滬寧、茅予軾、胡鞍鋼、高放、王長江等一系列在制度討論中具有重要影響的代表人物。何增科在其《漸進政治改革與民主轉型》一文中列舉了我國近年來正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混合民主政體的形式。包括諮詢型法治政體(潘維)；合作主義國家模式(康曉光)；民主的國家制度建設(王紹光、胡鞍鋼等人)；增量民主說(俞可平)；民主的法制性體制(王貴秀)。樊百華在其對蕭功秦先生觀點的評價中，也提到可以與之對話的幾種理論，如何新的“新國家主義”、王紹光的“財政集權主義”、金耀基的“政治行政化”(泛政協化)、樊綱和張維迎等人的“富人橫財赦免論”、楊帆等人的“國有股縮股讓利論”等等或全面或具體的理論。 (二)九十年代以來新權威主義論題的延伸 經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系列事件和政治、經濟、社會條件發展，九十年代以來關於權威主義的討論重點已經從是否採用權威主義手段推進民主化、現代化的目的轉換爲如何更好的使用權威主義推進改革和現代化過程，但是在對經濟政治轉型、國家與社會關係和亞洲模式的經驗分析等問題的分析等領域中，現有的硏究還是延伸著八十年代末學者所關注的問題核心，只是將分析問題的背景和資源從八十年代移到九十年代，在上述幾個學者關心的問題中，對於“權威”的建立、運行和維繫的關鍵點的凸現始終貫穿其中。 1、從經濟政治轉型硏究看新權威主義的延伸 (1)經濟體制轉型在經濟體制轉型的相關硏究中，學者們關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城鄉二元結構及其內部經濟改革、新經濟形態的產生和經濟結構的重組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影響等。基於我國轉型前計劃經濟形態和轉型的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西方自由市場經濟間的差異，國家和政府在經濟體制中的作用和影響始終是硏究重點之一。 90年代以來，經過近二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如何在既有經驗上通過權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方向無疑是學者關注中心，政府對於經濟干預的程度和與市場的關係也是學者們闡發論證的主題。陳一諮、王小強、李峻在《建立“硬政府，軟經濟”的發展模式》一文中提出“硬政府、軟經濟”的策略。蕭功秦在其後期也撰文《“軟政權”與分利集團化：現代化的兩重陷阱》，指出在市場機制和契約性社會紐帶發育尚不成熟的歷史條件下，國家保持充沛的權威合法性資源，並運用這種資源來強化指令貫徹的機制是克服“軟政權化”基本途徑。並認爲只有在這種環境條件下一市場爲導向的內源性的規範力量才能得以有序地發展和增長，一旦這種市場規範力量發育成熟，便可以逐步的取代原縣單純由權威政治實行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調控功能。王紹光、胡鞍鋼等人在《中國政府汲取能力下降及其後果》一文中指出，中國過去改革一直以放權讓利爲主線，雖然這一方針是必然的，但已經過渡。從政府財政收入來看，其佔國民收入比重下降，各級政府及其所屬企業資金佔國民收入比重上升，由此得出結論中央政府控制財力比重下降導致政府汲取能力下降，進而可能導致調控能力下降的“弱政府”局面。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另一特點是政府基於城鄉二元體制的經濟結構分別在不同經濟領域內的程度、強度各異的推動。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在農村和城市經濟體制內的經驗的積累豐富了相關學術領域內的硏究。 在城市，改革前主要的經濟單位是國有企業，國家對於國有企業的自主經營權力的下放，計劃調控向市場與宏觀調控相結合的相對快速的轉變，都是通過國家權力強制實施的，這些措施也直接導致政府對於經濟的直接控制能力與改革前相較明顯下降。與城市內經濟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的經營權的自主、體制改革，城市居民的單位制生活像社區生活的轉化有關的一系列問題不斷擺到學者和決策者面前。學術界對單位制轉化和國有企業工人結構性失業等領域所作的一系列詳盡硏究除了闡釋國家權威在改革過程中的強力推力所造成的這些問題外，重點還在於如何重新利用國家權威通過政府控制社會法制和保障等途徑而非單位體制控制途徑解決這些問題。除了與單位制相關的主流硏究領域外，我國社團群體的“准單位制”形式硏究關注了“權威體制”傳統對於新興社會團體的影響，對於近年來我國開發西部過程中政府的動員力量的干預力量的相關硏究也是“新權威主義”推行經濟發展和制度改革的活標本。 在農村，改革初期即放寬了農業經營權和鄉村工業經營權的自主性，與城市相比，更爲徹底和堅決。進入90年代學者們所關心的重點在於國家政權體制如何對相對具有較大自主權的鄉鎮企業產生影響，鄉鎮企業又是如何調試這種制約關係的。相關硏究如石琛所著《轉型期鄉鎮企業制度變遷與創新理論》(當代財經，2005年第1期)，王振所著《鄉鎮企業發展的理論硏究綜述》(中國農村觀察，1998年第6期)等相關文章。除了經濟制度外，農村基層政權的建設的自主性和自治程度及其建立的合法性和權威基礎等硏究熱點某種程度上也應該屬於“新權威主義”關注的範疇之內。 (2)政治體制轉型與經濟體制轉型相比，政治體制轉型，尤其是在漸進式改革的硏究，政府的權威性和強制力體現得更爲明顯。對政府主導型改革、中央與地方關係和民主-法治關係的硏究中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國家權威的組織和政策推動力量。新權威的載體——政府在改革前與改革後最明顯的差異就是權力下放，這是整個改革的一個核心。權力下放後，中央政府權威是否被削弱、如是如何重建、權力下放和轉移如何影響我國制度結構及其影響等問題涵蓋了90年代初以來“新權威主義”者所關心的所有領域。 康曉光在其《權利的轉移——1978-1998年中國權力格局變遷》一文中分析了改革二十年來中國的權力格局的演變，認爲改革帶來了政治、經濟、社會三個領域中權力多極化過程，伴隨政治領域權力減弱，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權力正在逐漸成長，原先政治領域壟斷，一切權力的單級結構向三個領域分享權力的多級結構轉變。在各個領域權力要素發生了變化：經濟領域中市場機制佔有優勢地位，社會領域中私域和公域的劃分本身標誌的權力的回縮，而政治領域則將政府合法性的基礎轉變爲依法治國。在《未來10年中國政治發展策略探討》一文中，康曉光又指出改革的初始條件是政府處於絕對優勢地位，而且這種格局在整個改革過程中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決定了中國改革必然是政府主導性改革，決定了改革的漸進式革命的性質。改革時代的政治發展模式可以用“政治行政化”來概括。金耀基根據香港的經驗對“政治行政化”做出論述，指出政治行政化有兩條主要路徑，精英吸納和決策諮詢。作爲一個轉型國家，政治行政化還表現爲“政府主導型改革”，自主地實行經濟改革，自主的建設意識形態，並矢志於權威主義政體相適應。康曉光認爲中國的改革經驗實際上在實踐層次已經運用了“精英吸納”、“諮詢性政治”和“政治行政化”。 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關係在改革前後的轉變方面，學術界有很多相關的硏究。在李強《國家能力與國家權力之間的悖論》一文中，指出改革前中國的政治結構被不少學者稱爲是全能主義的。國家通過意識形態、組織結構以及有效的幹部隊伍實現了對社會生活所有方面的滲透與組織。這種滲透的過程在本質上是現代化中不可或缺的政治動員過程。從組織結構的角度言，改革前的制度可以簡單化地概括爲：它是以單位制爲細胞的、以縱向組織爲中介的、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其特徵首先是整個組織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地方機構都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或延伸機構，主要職能是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其次從單位到中央，所有層次的組織在結構上時同質的。基於這一點，國外學者Kelliher曾經提出在中國農村，國家能影響社會的原因在於二者結構上的同一性而非社會獨立的組織化。在城市硏究中，Solihger也得到了相似的結論(見張靜主編《國家與社會》)。而改革之後，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關係發生了變化。李強的《後全能體制下現代國家建設》一文與蕭功秦的《中國後全能型的權威政治》一文中都使用了“後全能主義”這一概念，蕭功秦再闡釋其“後全能主義型的技術專家治國的權威政治模式”中描述其特點：①技術官僚特點；②作爲一種後發展國家的權威政治，具有地政治參與與高經濟投入相結合的特點；③與拉美與東亞權威政治相比，中國的權威體制具有“後全能主義”體制的特點，這一體制是從改革以前的社會主義全能體制演變過來的，有獨特的繼承和改革的形成機制。 趙成根在《轉型期的中央和地方》一文中則關注1980年以來分權改革給地方政府帶來的廣泛的權力，使其由中央集權制下的單純的中央政府的代理結構轉變爲相對獨立的行爲主體，改變了垂直控制模式。在經濟權力下放和市場化的過程中，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基礎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地方政府逐漸轉向通過發展地方經濟爲地方人民提供廣泛的社會福利，來獲得地方人民的支持和認可，地方政府的政治統治基礎開始發生變化，形成了所謂的“政績型合法性”。而作者認爲一個健康、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的有效運作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提供市場運作的統一的、開放的市場秩序；規範的、穩定有序的競爭環境；市場運行所需的公共產品；建立宏觀調控機制以及提供社會福利保障實現社會服務功能。 鄭永年和王旭在《論中央地方關係中的集權和民主問題》中，討論國家權力的中央性如何流失以及權力的人民性是否獲得的問題。文中提出“選擇性集權”概念，即中央政府要在地方政府之外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制度體系。他們認爲中央制度建立自己的獨立與地方政府之外的統治體系並不是要對地方進行全面的統治，而是要把那些事關國家利益的權力集中起來，把另外一些權利完全下放給地方，中央只對這些權力的行使實行時候的法律監督。選擇性集權實際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地方分權。 民主法制建設是近年來興起的又一個熱門話題，不僅有程燎原、江山所著的《法制與政治權威》這樣的理論之作，論述政治權利的來源、限度，以及法治與政治權威間的關係；也有《法制與民主迷信》這樣的剖析實踐提出建議的作品，潘維提出的“諮詢性法治”近年來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他認爲現有的學術話語中存在著對民主的誤解，能夠使人享受政治平等、廣泛參與決策，導致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制衡權利的並不是單純的民主程序，而是法治。而建設一個完善的諮詢性法治，需要中立的官僚系統、自主的司法系統、獨立的反貪機構、獨立的審計系統以及人大爲核心的廣泛社會諮詢系統和受法律充分保護言論。 但潘維在《法制與未來中國政體》、《民主迷信與諮詢性法治政體》、《民主與民主神話》等文章中表達的政治改革的導向存在民主化和法制化兩種選擇，而這不可能同時兼得以及認爲應該選擇以“諮詢型法治”爲方向的政改方案，而且只要“建立了法制的國家體制，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就順利結束了”的觀點受到質疑，在《民主與法治：相輔而相成——與潘維先生商榷》一文中，作者指出民主應與平等相對應，而非潘維所認爲的與自由相對應，民主體現了權力產生的正義，法治保障自由，進而導致行使權力的正義。 2、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硏究看新權威主義的延伸 (1)政府權威及黨政關係硏究政權權威的硏究涉及到政府的合法性、有效性硏究以及在我國一黨執政的特定背景下，執政黨的權威性構建問題等領域。 毛壽龍在其《政治社會學》一書中對威權國家的合法性危機進行硏究。指出了一些學者將政府績效看作非民主體制(如威權體制)的合法性基礎指針，愛潑斯坦由此推導出以拉丁美洲的經驗爲基礎的結論：政府績效低劣削弱威權體制的合法性，這有助於威權統治向民主政治轉型。其隱含的前提是政府績效有助於提高政治支持，其理論則是維持威權統治的合法性是政府效能或者績效的部分功能。爲了獲得實體的合法性，威權政府需要做兩方面事情，一是在政治上保護社會使之免於內部顛覆以及(或者)外部威脅；二是在經濟上採取一系列的刺激發展的公共政策。威權體制的領導尤其重視把經濟政策當作形成政治支持的主要手段。但亞洲國家如韓國和台灣的經驗表明，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績效良好，不能保證威權體制的合法性，即使在經濟成功時也會遇到政治困境。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和台灣的威權體制遭到了普遍的反對，並終於走向了民主體制。 陳堯在其《新權威主義政權轉型》一書中，不僅從政治比較硏究和政治發展理論等資源中系統地梳理了國內外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作爲學術概念、意識形態和政治形態的歷史和硏究發展理路；在此基礎上，又以新權威主義政權內部的張力結構——結構危機根源爲出發點探討新權威主義由有效性自我提供合法性的現象。通過對部分新權威主義政權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解體的經驗硏究，最終提出新權威主義政權像民主轉型是政治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 王紹光在其《有效的政府與民主》一文中使用了政府的有效性這樣一個概念，有效的政府是可持續民主的條件，列舉有效性政府的六項能力標準，並指出政府的有效性直接影響民主的強化。民主過渡期間，行使政府權力的方式必須改變，但政府權力本身卻不應被削弱。對於民主改革家而言，應該在硏究民主過渡和民主強化的同時更多的關注政府建設問題。同時王紹光也關注公共權威，認爲公民權利存在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公共權威，一個喪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對公民權利的最大威脅。在《權力的代價與改革的路徑依賴》一文中，他站在自由左派的立場上，對中國的政治轉型方向進行分析。闡述自由派的思路是以個人自由的名義限制公共權威，他們認爲對個人自由的最大威脅來自政府。但公民權利和自由最終還得通過公共權威才能實現。自由左派追求的自由不是只有經濟精英、社會精英、和知識精英才能享受的自由，而是公平的自由，使所有公民都能享受的自由。自由左派承認國家可能也經常侵犯公民自由，但出路不是消解國家而是用民主的方式改造國家。公共權威在保護公民權利方面的重要性只有在執行過程中體現出來，認爲中國的政治轉型方向只能是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民主國家。 基於政黨建立政府的傳統，政黨的合法性部分的還與政府合法性重合。在政權體制實踐中，有學者認爲關於政黨執政合法性的追求一直沒有間斷。張健在《合法性與中國政治》一文中解析了中國共產黨發展過程中合法性訴求的階段變化：從1921年至1978年，中共將其統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馬列主義意思形態上；1978年至90年代中，經濟增長取代了意識形態成爲中共的主要合法性支柱，而意識形態則處於不可或缺但次要的位臵，其間1989年實踐則給了意識形態在中國的地位雙重的影響；90年代中以來，面臨再次尋求新的合法性來源的需求，尤其是十五大以來“依法治國”的提出，認爲有可能成爲現政權以合法化謀求合法性的新途徑。 在《政黨權威——一個關係政黨生死存亡的重要問題》一書中，洪向華闡述了政黨權威內生和外生的類型區別、合法性基礎以及產生這些權威和合法性的途徑。其目標直指維護和鞏固黨的權威和合法性的政策實踐。另一方面，社會多元化的利益訴求以及要求黨政分離的聲音的出現有將政黨的合法性和政府合法性區分開。陳明明在《現代化進程中政黨的集權結構和領導體制的變遷》一文中，從政黨危機問題引入，闡述高度集權結構特徵的由來，分析鮮明的綱領、嚴密的組織、嚴格的紀律、統一的行動等要素作爲內在基因和信息決定了共產黨結構模式的基本傾向。闡釋高度集權結構一方面具有歷史合理性，另一方面現代化與政治動員存在著一種悖論性的關係。黨的譜系(共產國際的支部)、黨的意識形態(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路徑依賴(革命戰爭)和黨的任務(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改造)決定了黨的集權是一個必然的歷史過程；而現代化環境的緊張性質(例如資源總量的匱乏)、現代化的趕超戰略(基於資源總量匱乏而發動的大規模整治動員)和現代化的挫折危機(大規模整治動員的副產品)則是把黨的集權推向極端的關鍵因素。當國家最終完成對社會的全面宰制時(其主要標誌是經濟制度的單一公有制和計劃體制以及社會管理的單位制的確立)，黨的高度集權便獲得了可靠的經濟基礎和體制保證。只要這些約束條件和因素大體依然存在，黨的集權的趨勢不會有實質性的變化。但改革開放帶來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變化使這些約束條件和因素或是不復存在，或是日趨式微，因而黨的高度集權的變革逐步受到關注。首先是從改變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開始的，而這種體制由於組織結構相聯繫。黨能否作爲一個國家體制外的政治組織有效的掌控國家權力，能否因應新的社會生態環境的壓力和挑戰而使自己的領導制度化、法律化，從而保持和擴大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取決於黨的組織結構奉行的原則是否與社會原則具有一致性和親和性，就是民主制的原則。康曉光在其《中國特殊論——對中國大陸25年改革經驗的反思》一文中，指出了改革在給中國帶來發展穩定的同時也孕育著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大量問題，評價了執政黨在其間所做出的努力包括：在維護精英聯盟的同時適當限制精英的利益；強調公正，公共支出開始向弱勢集團傾斜；加強意識形態建設；提升政權的形式合法性；堅持權威主義，推行政治行政化，拒絕狹義的政治民主化(如多黨制、普選、結社和新聞自由)等一系列措施。提出“中國特殊論”的基本框架是中國的特殊性表現爲伴隨著大規模制度變遷的傑出的經濟績效和政治連續性。指出在政府作用中，“成功的變革”和“成功的保守”是相輔相成的，並探討了中共的學習機制。 在黨內民主化思想的硏究中，這一觀點可見於大部分著作。以《鄧小平政治民主化思想硏究》一書爲例，闡述了鄧小平理論等黨的綱領中政治民主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主要理論，以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以及社會主義民主和集中制爲主要核心；以人民代表大會、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等形式爲組織形式，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黨的領導以期維護國家改革和發展的漸進性和穩定性。 (2)市民社會硏究這一領域的硏究關注於市民社會的權威基礎和民主基礎，其核心的硏究對像是以選舉爲主的利益表達制度以及在89年的討論中所認爲的民主化社會責任的載體——中層階級的產生和發展。 在《個體與權威：如何建立二者聯繫》一文中，張靜指出，以多元取向進行硏究的學者普遍同意通過政治競爭過程選舉代表(或決策者)的常見方式是公開直選、秘密填票、多人競爭。投票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能夠代表其利益的人，通過被選代表參與決策，從而在大眾個體和決策者(權威)之間建立關係。選舉的基本作用是能夠有效的保證個體和權威相對的一致性。傳統的權威主義，如列寧認爲在社會主義社會，不時有經常的選舉競爭，而是通過統一貫徹的權力，組織完善的科層結構，官員和民眾的平等地位和薪金，組織內部嚴密的紀律和具有正確政治方向的正當保證上下利益的一致。在很多硏究中，沒有制度化渠道用於上達個人意願，被動性參與，志願團體缺位和建立在非組織基礎上的個人行動(傾向於構成統一的、一張翔的群眾集體利益)等被描述爲中國基層政治實踐的一般特徵。 黨國英則認爲無效率的專制主義可以維持必然有其所涉及的環境等其他因素的影響，但民主政治，包括對政治領導人的普遍的選舉；競選過程；政治活動專業化；包含多方面的權力制衡；國家和各級政府權力受到憲法和法律的嚴格限制；包含了人際關係中的多重認同，在民族國家內部，政治理念的認同容易成爲主導認同方式等內容，則是我國政治改革最終的目標。實踐經驗中還會遇到利益集團關係的處理，改革過程是從上至下還是相反的問題，經驗上與改革起步之時執政者對社會的控制是否有效有關。 隨著社會經濟和社會結構十幾年來的發展變化，當初在“新權威主義”和“民主現行論”者眼中沒有形成的中間階層正在逐步的發展起來，儘管到今天爲止他們也沒有壯大的足夠承擔起十幾年前知識分子就希望他們承擔的社會責任，但中間階層已經開始進入學者們的視野，成爲一個重要的硏究領域。相關領域硏究文獻也極爲豐富。在康曉光、韓恆《分類控制：當前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硏究》一文中指出，奧斯特加德用“市民社會反抗國家理論”解釋80年代末的政治事件率先把市民社會理論引入中國硏究(顧昕，《當代中國有無公民社會與公共空間？——評西方學者有關論述》，《當代中國硏究》1994年，第4期)，高登?懷特通過考察浙江蕭山的基層社團，提出黨愛中國出現了市民社會的萌芽，並正在向著市民社會的方向發展。後來，懷特等人又藉助社會學意義上的市民社會概念對經濟改革所帶來的社會組織變化進行分析，指出中國社團的發展呈現出市民社會的組織化特徵。近年來的硏究則轉移了硏究重心，考慮到中國並不存在完全獨立於國家之外的社會組織，學者對源於西方的市民社會概念進行調整，提出“准市民社會”、“國家領導的市民社會”等概念對當代中國進行分析，隨後部分學者放棄了“市民社會”概念，轉而運用法團主義框架對當代中國進行分析硏究。文章同時指出，對權威主義政府而言，社會組織具有挑戰和輔助的雙重力量，並提出一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府應該根據各類社會組織的挑戰能力和提供公共物品的種類對其實施不同的管理方式。這種願望的達成本身也需要政府具有足夠的能力。 (3)國家與社會關係硏究張靜在《國家與社會》一書中指出，近年來“國家與社會”的表達方式日漸增多，但這一表達假定雙方具有各自自主的正當性權力，從而建立一種相互對應的關係結構，其分立、互動、談判或是衝突意味著權力的界定、變化或交換，更深層的意味著規範秩序的社會法則變化。中國傳統的思想體系與西方政治社會學關心秩序問題的立場不同，一如公民社會和法團主義的區分，前者限制國家組織的權力擴張，重在區分；而後者尋求雙邊權力交換機合作，重在聯繫。其背後經驗基礎是不同社會的歷史、文化和權力結構的演進和積累。因此“國家-社會”這一硏究框架運用在中國實踐中是具有特定的含義和硏究方式。 以國家-社會這一視角進行的硏究中，“國家合作主義”適應現有的國家社會結構，以其強調國家與社會部門的合作引起關注。孫立平在其《權利失衡、兩極社會與合作主義憲政體制》一文中指出了一種合作主義憲政體制的道路。貧富懸殊的兩極社會中不可避免權力失衡，以及這種狀態下的非制度化生存，一個公平的社會必然是以權力均衡爲基礎的，合作主義的憲政體制是我國政治體制的備選之一。強調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的財產和權利都應當得到制度化的保障。這樣才能實現權利的高水平均衡，從而建立一個既有利於發展又有利於公平的社會。在這種憲政體制中，承認社會利益高度分化的現實，承認不同的社會群體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並保護其權力，就不同群體表達自己的利益以及爲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壓力做出制度性安排，而國家的作用在於充當規則的制定者和衝突的裁決者。康曉光在其《未來10年中國政治發展策略探討》一文中，也闡述過類似的權威主義政治+自由市場經濟+法團主義+福利國家的合作主義體制觀點。 3、從亞洲模式的經驗分析看新權威主義的延伸 蕭功秦在其文章《東亞的權威政治與現代化》中將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現代化進程所匹配的政治體制分類，一種是日本、南韓、台灣和新加坡的權威政體，逐漸形成了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權威政體；另一種是香港的殖民地類型。在眾多曾經採用權威政體在現代化進程中進行政治統治國家中，韓國和台灣繼蘇聯改革硏究之後是最受國內學者關注的領域，《現代韓國政治論》、《韓國經濟發展政治分析》，《韓國爲什麼成功》，《東亞奇蹟》，《當代各國政治體制——韓國》等一系列論著以及《樸正熙政權的特徵：績效與局限性分析》等論文剖析了韓國經濟發展的脈絡和問題；而對台灣前政權的相關硏究領域則集中在選舉制度、財政制度上(如論文《財政政治轉型：從權威主義到新自由主義》、著作《台灣權威體制及其轉型硏究》等)。隨著對東亞地區硏究的日漸深入和學術積累的日漸豐厚，國內學者已經開始將東亞地區經濟上的飛躍視爲其地區綜合條件下的產物，把單純的政治強權誘導視爲經濟騰飛的條件之一(見《經濟、文化、政治：東亞經濟成功的三種解釋》)，政治穩定或政治優先發展的權威主義雖然可以保障經濟體制發展，但並非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見《論東亞成功的綜合要素：東亞經濟民族主義》)